不显名基金，为中国独立音乐打了一个“补丁”_创造权威IP 赋能创业者—

作者 | 王榨沙编辑 | 范志辉

近日，不显名基金会的公开信在业内广泛传播。公开信称，将“再次向全体音乐同行伸出友善之手”，重启音乐人帮扶计划。

这封公开信最初于10月27日发布在南京 1701 Music Park公众号，后被自行删除。

几天后，公开信在独立音乐圈引发关注，老狼、张玮玮等知名音乐人在其社交平台进行转发，帮忙推广。

对艺术家进行资助，在古今中外都屡见不鲜。资助音乐人的形式与主体也多种多样，例如公共部门的补贴、商业组织对版权的投资、大型音乐平台的各类音乐人扶持计划等。

而作为一种更加灵活轻盈的帮扶模式，来自私人或私营部门不计回报的捐赠，可以覆盖到其他资助方式难以触及的音乐人群体，提供更加个性化、更符合资助对象需求的资助，是一种极其有益的补充。

给年轻音乐人发“低保”

虽然早在2010年就开始了扶持行为，并于2020年重启，但“不显名基金会”这个名字第一次在公众面前出现是在2022年。

彼时，该基金会在南京 “1701 Music Park”公众号上发布了第一封公开信，表示将扶持范围从原来的熟人推荐，转而扩大面向全行业生活困难、无固定收入、无不良嗜好的年轻音乐行业从业者提供帮助。基金会接受邮件自荐或推荐，通过评审团初审与基金会理事逐一面谈的方式，在候选者中筛选出30-50名帮扶对象。

时隔一年，不显名基金会再次发出公开信，信中提到，在一个月内收到2000多封邮件，工作人员驱车13000公里，耗时24天，在23个城市拜访了60余组音乐人，还感谢了老狼、大冰、太合音乐集团、网易云音乐等曾对基金会提供过帮助的个人和组织。

公开信称，今年将继续挑选30-50名音乐人进行资助，资助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现金、设备、唱片制作、演出策划、求学深造等。不显名基金会真金白银的音乐人扶持计划在业内好评如潮，音乐人张玮玮将其称之为“菩萨行”。

众所周知，慈善是一门学问，因为各种操作不当导致捐助者里外不是人的尴尬现象不胜枚举。除了充满理想主义气质的善心，不显名基金会“小规模私人捐助”的资助模式也在制度层面为音乐人帮扶事业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。

与许多常规的音乐人帮扶计划相比，不显名基金会的显著特点就是“小”。

在资金来源方面，不显名基金会并不秉持多多益善的筹资逻辑，反而婉拒了很多人为基金“充值”的意愿。在帮扶对象方面，除了每年仅几十人的有限名额，不显名基金会还将帮扶对象限制在“30岁以内”、“无固定收入”等范围内。

这让基金会看上去缺乏野心，似乎只是想给极少部分生活困难的年轻音乐人发“低保”。

然而，极为克制的规模和愿景，也让不显名基金会获得了独特的优势。

许多慈善机构都需要面对资源分配不够合理的风险，这在很多时候和机构本身是否存在厚此薄彼的主观意图并无关系，在财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，帮谁不帮谁，谁拿的多谁拿得少，本就难以得出让所有捐赠者都满意的方案。但当出资人或出资群体的规模相对较小，补贴金额也相对少时，扶持方案如何设计就会变得更好商量，项目落地的过程也更有可能进行灵活的调整。

图注：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，却曾多次引发质疑

对比这两封公开信，我们可以发现，2022年，不显名基金会给出的帮扶目标是“选定30-50人每月给予现金”。然而，在2023年总结过去一年的落实时，真正获得现金帮扶的音乐人数量缩减为24个，但增加了赠送乐器100余件、资助唱片制作11张、协助2人求学深造等计划之外的资助。

这显然是基金会在实际操作中根据音乐人的具体需求，因势利导地调整了帮扶计划。但一般来说，在规模较大的慈善机构中，这种调整即使真的能提升帮扶效果，也可能会面临大批捐助者的诸多质疑，致使变革无法落地。相较而言，体量轻盈的不显名基金会则更灵活，并没有因其帮扶计划的调整而影响项目推进的效率。

另一方面，低野心的目标往往更易达成。与许多喊出宏大口号、最终效果一般的音乐人帮扶计划相比，只给一小撮音乐人发“低保”的不显名基金会，确实让音乐人拿到了能够为梦想续命的真金白银。

在一支年轻乐队的歌曲宣传稿中，我们发现了“特别鸣谢：不显名基金会”的字样。严格来讲，这很可能违反了不显名基金会“基金和音乐人都有保密的义务”的规定，但这种宁愿违规也要感谢的态度，也足见不显名基金会的确实实在在地帮到了音乐人，从而赢得了后者极大的好感。

在务实克制的运营逻辑下，不显名基金会就像一艘大海里的小船，未必能激起很大的风浪，但船小好调头，总能高效、灵活地到达目的地。

不显名基金会并不孤独

在数十年的中国流行音乐史中，充满侠义精神的雪中送炭一直存在。不显名基金会这种不求回报的私人捐助模式，在中国音乐行业中并非孤例。

80年代初期，歌曲《龙的传人》的作者、台湾音乐人侯德健来到北京。面对当时大陆地区几乎空白的音乐产业，侯德健慷慨相助，他从香港购置音响、录音设备，一点点背回北京，将自家车库做成录音室，24小时免费向音乐人开放，并向本地音乐人传授演奏、录音技巧。

图注：侯德健

在一次采访中，侯德健回忆称：“新进的任何新的乐器有说明书，没有说明书，我教你，你们想要在那边录哪张唱片，录成卡带，自己带回家去听，你们自己就去录就好了，肚子饿了，给我打个招呼，我买披萨给大家吃。”

许多已经走起来的乐队，也乐于将部分收益用于帮助年轻的音乐人。2021年，痛仰乐队在进行livehouse巡演时开启“后浪计划”，乐队会将当年四站巡演票房利润的50%用于资助当地的音乐人，剩余50%用于支持巡演场地。

2005年初到中国时，参与《乐夏3》录制的布衣乐队日籍鼓手Funky末吉觉也不吝对身边的音乐人朋友提供技术、金钱方面的帮助。

那时候，在日本颇具名气的Funky为了追寻自己理想中的生活方式，来到北京搬进了一所聚集着一批摇滚音乐人四合院。面对身边窘迫的音乐人朋友，Funky经常请大家吃饭。对于Funky在物质层面的帮扶，布衣乐队主唱吴宁越笑称，自己“啃Funky啃了至少有十年”。

虽然侯德健、痛仰乐队、Funky等人对音乐人的帮助更多的是性情使然，并没有像不显名基金一样形成一套专业、固定的运营模式，但两者的底层逻辑是一致的。

正因为如此，双方在表现形式上也呈现出了诸多相似之处。正如Funky曾在布衣乐队的演出宣传文案中说，“成功的人并不需要我的帮助，有困难的人才需要我”，而不显名基金会也同样将资助侧重点放在了“生活困难、无固定收入”的音乐人群体。

上述出于情怀的私人捐助，虽然与动辄以百万千万计的产业投资相比规模不够大，但在普遍利己的风气下，关怀和帮助相对弱势群体，还是能像风向标一样对行业氛围产生潜在影响，对音乐行业从业者尤其是年轻从业者起到极大的正向作用。

为中国独立音乐打一个“补丁”

除了情怀层面的价值，站在产业角度来看，上述不求回报的私人捐助模式，也可以弥补其他音乐人帮扶方式的一些短板，进一步完善艺术家资助事业的维度。

以公共部门的帮扶为例，与私人捐助常见的“发低保”、“请吃饭”相比，财力雄厚的公共部门出手更加“大方”。

比如台湾省，自2007年以来，台湾公共部门每年出钱出力支持独立音乐发展，2010年推出“流行音乐产业发展行动计划”后，对音乐人的补助额度更是十分可观。以2020年针对创作乐团类的补助为例，全长专辑补助可以拿到70万台币（约人民币14万余元），EP补助可以拿到15万台币（约人民币3万余元）。

大陆地区针对文艺工作者的帮扶也很到位，文旅部等部门也会针对不同主题推出各类扶持计划，鼓励艺术创作与艺术表演。

有些公共部门为了给文艺工作者提供足够的保障，还会发放“铁饭碗”。比如，多地文化类事业单位都会招聘音乐干事。据澎湃新闻报道，知名音乐人袁树雄就于2011年作为特殊人才被招录为隆回县文化馆的一名音乐干事。

图注：2022年连云港市文化馆公开招聘音乐干事，图源：公考雷达

公共部门的资助对于个体音乐人来说往往是财大气粗的，能够很大程度地缓解物质上的匮乏，但这种形式的资助也有局限性。

比如，接受公共部门资助的音乐人，其创作往往也要呼应宣传需求。上文提到的袁树雄，早期作品不乏《苦咖啡》等诉说个人感受的情歌，入职隆回县文化馆后，其创作内容发生了转变，多为《大隆回》、《宝庆府》、《你好隆回》等宣传隆回当地风土人情的歌曲，他的代表作《早安隆回》也是在这一背景下被创作出来的。

图注：袁树雄早期专辑《苦咖啡》宣传海报

同样的情况在国外也适用。由韩国政府出资建立的音乐场地 Platform 61，可供音乐人免费录音，但据一名从英国移居到韩国的乐手介绍，Platform 61更加青睐“有某种文化特质、能够向外推广韩国的乐团”。

需要强调的是，公共部门的宣传需求无可非议，毕竟，其经费往往来自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。这笔钱理当被用于提振文旅产业、宣传当地文化等更有利于改善民生水平的事务中去，不应当单纯为某个音乐人的自我创作买单。

也正因如此，站在音乐人的角度来看，来自私人的捐助可能会让他们有相对大的创作空间。

此外，公共部门对于音乐人是否有补贴，补贴多少，很大程度上由当地的产业结构与经济水平决定。上文提到的台湾和隆回，第三产业在三大产业中占比均超过50%，当地政府在文旅宣传方面的投入也较多。而在一些第三产业相对落后或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，公共部门很难拿出大额专项资金帮扶音乐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私人捐助便有可能成为“久旱逢甘露”一般的存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