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说唱为什么不火了？

作者| 王彦心 编辑 | 范志辉

上周，《新说唱2024》2v2的舞台上，来自北京广顺社团的选手秃子和辉子，以一首地道的北京说唱《北派》亮相，惊艳全场。

尽管最终以1：6的比分输给了新疆选手Athree，但他们的舞台表现在网络上引发了热烈讨论。

秃子在节目的前采中曾表示，他们来参赛的目标是让“北京说唱重新杀回全国”，虽然目前结果还不得而知，但《北派》歌曲的走红，的确让许多听众重新关注到北京说唱。

北京，作为中文说唱的发源地，孕育了内地最早的hiphop团体—隐藏，还有后来龙井说唱、新街口、阴三儿、龙胆紫、小老虎等一大批在中文说唱圈叱咤风云的前辈人物。

然而，自2013年后，北京说唱似乎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，除了丹镇北京等少数团体外，鲜有年轻rapper能够扛起前辈的大旗。

曾经代表着中文说唱最高水平的北京说唱，为什么逐渐不火了？

北京说唱的黄金十年

提起北京说唱不能漏掉的三个关键词：隐藏、龙胆紫、丹镇北京。

这三个厂牌，也分别代表着北京说唱的三个历史阶段。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接纳西方文化的城市，北京孩子自然是大陆第一批受到西派文化熏陶的人。

1995 年，外国人老郑在北大西门一个叫 Solutions的酒吧放起了美国的嘻哈音乐，这种耳目一新的曲风吸引了当时的歌手王波，最后他们一拍即合成立了隐藏乐队。

随后，团队逐渐加入了来自加拿大的马克和来自美国的贺忠。2003年，他们发布第一张专辑的名字叫做《为人民服务》，纯正的京腔，对社会现状的思考呼吁，让这张专辑成为了日后华语说唱圈中的经典。特别是一首《在北京》，成为众多说唱歌手的精神朝圣之歌。

千禧年初期，北京地下说唱文化的势头正旺。2001年主办的IRON MIC钢铁麦克比赛，是中国第一个Freestyle Battle比赛，也是日后地下选拔中文说唱新人的重要渠道。

每年的钢铁麦克都会吸引来数以百计的听众，在狭窄而闷热的小酒吧里，简陋的音响和拥挤的人群。北京MC口中的歌词不是一味喷脏，更多是对社会的洞察，对人性的思考和理解。

2010年iron mic全国赛冠军马俊 季军大卫

那个时代的北京说唱，无论是作品还是freestyle，秉承的都是美国东海岸最纯粹的Hiphop精神，注重爱与和平，对抗权威与压迫，表达愤怒与不满。

这些出身胡同的北京孩子，以自己的生活和亲身经历为模板，讲述贫富差距，理想与现实的冲突，及普通北京人的生活状态。

就像知名北京说唱团体龙胆紫歌曲《穷孩子》中唱的，“一个穷孩子生活在有钱人的城市，试图用精神来对抗物质”，成为日后很多新生代rapper的创作启蒙。

2000年—2010年，是中文说唱萌芽期的黄金十年，主流层面，周杰伦歌手的说唱对华语听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而在独立说唱领域，北京说唱的龙井、新街口、阴三儿，东北的吾人文化，上海竹游人，广东精气神，湖南的C-Block，台湾的顽童MJ116和热狗MC HotDog，各方音乐人崛起，标志着中文说唱进入百花齐放的发展期。

各种力量相互辉映，共同铸就了中文说唱旧时代的辉煌十年。

但在2013年后，这种局面被打破了。

互联网浪潮下的“改朝换代”

2013年，钢铁麦克的现场，YY直播出身的贝贝与MC镜子，也就是日后丹镇北京的MC张千，在台上进行battle对决。贝贝主打押韵狂魔，稳准狠，句句押韵但句句喷脏，而张千freestyle基本不带脏字，他对着贝贝反击：“你玩hiphop不是为了押韵，而是应该怎么用心灵把对手打晕”，最后MC镜子赢得了比赛。

很多年后再回忆起这场碰撞，象征着一场新旧时代交替的开始。

张千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，北京说唱有一个特点就是严肃，因为严肃所以不够市场化，没有办法像大家想象中那么流行。

在北京说唱看似玩世不恭的曲调下，底色却很传统、严肃、人文。如同美国东海岸说唱和西海岸说唱的差别，东海岸更像说唱艺术，宛如一部纪录片，是粗粝而沉重的。西海岸的说唱则更加自由、轻松，无拘无束，就像一个Party MV，后来崛起的川渝说唱就属于后者。

2014年，北京说唱团体丹镇北京成立，成员有黄硕、Saber梁维嘉、斯威特、生番、艾迪等，他们坚持boombap和hardcore的硬核风格，如今成为北京说唱的中坚力量。在那个靠说唱还无法吃饱饭的年代，地下rapper更能纯粹地去表达自己的思想，但是遇到商业化之后，这种坚持也限制了北京说唱的发展。

2010年，成都说唱会馆成立，主理人谢帝四年后登上央视《中国好歌曲》舞台，一首《老子今天不上班》火遍全国，让川渝说唱进入到主流视野。

2011年，西北最大的说唱团体红花会成立，主理人弹壳，成员贝贝、PGONE、丁飞、Mai等，一时间风头无两。2015年，成都说唱组合Higher Brothers成立，签约88rising后在北美发展，单曲《Made in China》在海外互联网出现现象级走红。

自此，说唱重心逐渐从北京、台北转移到西安和川渝。

2016年，当时还名不见经传，日后成为新说唱冠军的杨和苏，与队友张馨月成立低调组合，在《中国好声音》舞台上大放异彩。同届参赛的选手还有福州女rapper万妮达，一首《牛仔很忙》让导师们纷纷称赞。

可以说，在移动互联网和网络音综快速发展的几年，南方rapper们抓紧了这个风口，积极去参加比赛，在主流露面，这种铺垫也为2017年中文说唱元年的爆发，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与此同时，川渝口音的绵、软与节奏感，非常适合说唱。川渝城市气质的慵懒状态，也恰好符合年轻人所喜爱的追求个性独立，及时行乐的潮流。

随后几年，北京rapper虽然也在参加比赛，但是都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。

反观同样出身旧时代的OG们，吾人文化的董宝石从东北文化中找到滋养，将说唱带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。长沙C-Block的大傻和刘聪，跟GAI联动创造了江湖流，在中文说唱圈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。

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北京说唱落寞的原因，就是：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，他们还在坚持着。

北京文化的落寞

其实，落寞的何止是北京说唱，整个北京文化圈都在凋零。

从上世纪末至千禧年初，北京之所以能创造文化辉煌，是因为北京有着全国最顶尖的教育、文化资源以及必不可少的资本，再加上首都的身份，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，吸引着全国各地的音乐人“北上”去做音乐。

随着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，珠三角、长三角等沿海开放区的快速发展，各地城市文化遍地开花，逐渐从唯一的文化中心北京，变成了全国各地的城市文化百花齐放，形成了一种“文化平权”。

具体到音乐行业，音乐制作发行门槛的无限降低，不只是在北京才能做音乐，只要有设备在哪里都可以。与此同时，生活节奏慢的城市反而更利于青年文化的成长，从近些年南方城市的livehouse数量增多、演出收入不断增长就可以看出。

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这也就不难解释，为什么说唱音乐的重心会从北方逐渐转移到南方。

与此同时，京圈文化的“爹味”也逐渐被时代淘汰。上世纪末，王朔、姜文、英达、冯小刚这些大院子弟，曾经为京圈文化构建了一套话语体系，核心就是规矩、青春、父权，但是时代一变，“爹味”成为年轻人最为反感的词汇。

就像张千与贝贝的battle现场，张千不停地“教育”着贝贝，玩说唱要靠爱和灵魂，但是在推崇个性与独立的时代语境下，这种大道理显然无法赢得当下年轻人的好感。

或许，特定时代下的作品，只能属于那个时代。曾经的北京，聚集着中国最多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，但是时代变了，文艺工作者也要求新求变。

丹镇北京做过尝试，成员生番和斯威特参加综艺《说唱新世代》，生番走心演唱的《而立》讲述的一个男人的责任与成长，感动了无数听众。

广顺社团的秃子也在做努力，他既能写出《青云梯》这类优秀的中国风说唱作品，也能演绎魔性抽象的《走起来瓷》，不断去贴近互联网传播的语境。

如今，随着方言说唱的崛起，代表自己的家乡、为城市精神发声，成为中文说唱下一个阶段的重要创作母体。

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，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资源，短暂的落寞，也许是在为未来积蓄能量。机会与改变之间怎么选择，北京rapper们会给时代一个答案。